公公走後第七天，屋里静得可怕。挂钟走一下，我的心就被敲一下。以前总嫌这屋子吵，公公在的时候，收音机开着，茶杯磕着盖碗响，他咳嗽，他应门，他站在阳台上浇那几盆兰花，屋子里从早到晚都有人声。如今他走了，我才明白那点声音是什麽。後天就是中秋，街上早就摆满了月饼和柚子，卖货的吆喝声一浪高过一浪，可那都是别人的节日。我提着菜篮在市场里走了一圈，什麽也没买。回来时菜场老板娘喊住我，说我脸白得像张纸，问我是不是病了。我摇摇头。病是有名目的病，我这种，说出去怕是要人陪我去看精神科。
这些天我主动回了总机室上夜班。零点以後就能躺下，躺下就不用想事。可零点以後电话少了，屋子里的静却一点没少，我躺着瞪天花板，一瞪就到天亮。值班的老大姐说我眼窝都陷下去了，劝我请几天假。请假做什麽呢？回到那间屋子，公公的拖鞋还在门边摆着，鞋头朝里，是他一贯的摆法，总像随时要穿上去走两步。我每回都要绕开那双鞋，绕了七天，绕出一身汗。
自从我把与公公的一切向怐萎坦白以後，他就没再跟我说过一句完整的话。那晚他提前一个星期回来，站在房门口目瞪口呆；我跪在地上，把电话那头的男人、公车上的那只手、沙发、浴缸、床单，一五一十全说了。他没有骂，没有打，只是当着我的面把衣柜里的衣服一件一件收进皮箱，收得极慢极整齐，然後对单位说他愿意去外地。老实人发起狠来是最可怕的，他的沉默比任何一句淫妇都更难听，日日夜夜在我耳朵里响。
走的那天早上，他把钥匙放在鞋柜上，钥匙压着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只有四个字：月饼别多买。我拿着那张纸条站在门口，看他拖着皮箱下楼，背影比来时更直，也更瘦。我知道他是怕我买多月饼吃不完，都到这份上了，他想的还是这个。
上午我去了公墓。坐三站车，再沿着山道走二十分钟。车上卖月饼的吆喝一路没停，我抱着纸钱坐在最後一排，窗外的太阳白晃晃的，照得人心里发慌。公公的墓区在半山腰，新立的碑石颜色还很浅，浅得我不敢正眼看。碑前已经有人摆过果盘，纸杯里的茶还温着，不知是哪个老同事偷偷来过。我蹲在他面前烧纸，火苗一蹿，我的眼泪就下来一次。我嘴里反反覆覆只有一句话：爸，都是我的错，你骂我一句也好，骂我淫妇，骂我不知羞，怎麽就一句都来不及说呢？
纸灰打着旋飞起来，一点火星落在碑座上熄灭。我看着那点黑灰，脑子里却又是旅馆那间房间。那回公公兴致特别高，五十多岁的人一柱擎天，连着三次都要把我干散架了。我求他饶了我，他笑着把我抱起来，肉棒还在我体内不肯出来。後来他抵在我嘴里射出第一炮，我拼命把他的精液通通吞下去，捧着他的肉棒继续吮弄，舍不得那感觉流走。就在我吮得最用力的时候，公公突然满脸发黑，软软地倒在地上，而他的肉棒则又一次不断地喷出更多更浓的白色的液体，一注接一注，像把一辈子最後的精气全都倾泻了出来。医生说是脑溢血，来势最凶，送到医院时人已经没了意识。他连一句话都来不及说，就这样被我活活地干死了。我是他的媳妇，是他儿子的老婆，却在他的腿上、浴缸里、床单上，一遍一遍喊着爸，把他最後的日子哄得回春一般。他半开玩笑地说过，丫头，爸这辈子没求过人，就求你天天喊我这一声爸。我当时羞得把脸埋在他胸口，心里想，只要他高兴，我喊一千声一万声都愿意。如今我喊给谁听？山风把我的哭声撕得七零八落，他一句也听不见了。如今春尽了，人没了，罪留在我身上。
烧着烧着，我自己也发觉不对。公公的墓就在眼前，我的脸却发烫，小腹深处竟又隐隐地热起来，腿心里湿了一小片。我慌忙站起来，两腿夹着，像做贼一样四下里看，山道上只有风把纸灰吹得沙沙响。公公才走了七天哪！我怎麽就到了这种地步？可心里另一个声音说：你自己早认了，淫乱已是你的本能，连死都挡不住它。
下山要绕过公墓侧门，没想到蒋莉在那儿等我。
"哟，王丽娟，你最近假放得挺多呀。"她抱着胳膊，斜斜地笑，烟夹在指间。
蒋莉是总机室的，比我能干，也比我会打扮，全车站都知道她跟站长那种关系。我最怕见她这种眼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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